陶公少有大誌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範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於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仆甚多。侃母湛氏語侃曰：“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”湛頭發委地，下為二髲，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銼諸薦以為馬草。日夕，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嘆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裏許。逵曰：“路已遠，君宜還。”侃猶不返，逵曰：“卿可去矣！至洛陽，當相為美談。”侃迺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啅、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　　韓康伯數歲，家酷貧，至大寒，止得襦。母殷夫人自成之，令康伯捉熨鬥，謂康伯曰：“且箸襦，尋作復(巾軍)。”兒雲：“已足，不須復(巾軍)也。”母問其故？答曰：“火在熨鬥中而柄熱，今既箸襦，下亦當暖，故不須耳。”母甚異之，知為國器。

　　是月也，易关市，来商旅，纳货贿，以便民事。四方来集，远乡皆至，则财不匮，上无乏用，百事乃遂。凡举大事，毋逆大数，必顺其时，慎因其类。仲秋行春令，则秋雨不降，草木生荣，国乃有恐。行夏令，则其国乃旱，蛰虫不藏，五谷复生。行冬令，则风灾数起，收雷先行，草木蚤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