危重人员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送出去——我们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，没有人替换我们，我们自己的体力也很难支持再往前深入。还有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救援人员，我们也不是医护人员，我们真正能够救的人很有限。我们不少人只能大哭。现在必须大规模动员更多的人员和物资，可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不能够强迫观望的人跟我们一样冒险。当看到一些人因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死亡的时候，心里实在难受。我也累惨了，躺到草地上就睡着了。怕睡了十几个小时，醒来的时候。我对自己说，仅仅靠我们二十来个志愿者是没有用的，我必须做点的什么。我问易记者：“情况你都看到了，你就不能够做点什么吗？”

易记者竟放声大哭。

“没有用的，通不过审查的，没有用的。”

我沉默了，想了一阵，我让师傅送我回成都，我去找了我老师，他现在是委宣传部部长的秘书了。我到他家里，把一沓全英文的文稿和一份中文文稿还有不少底片交给了他——底片是我回成都后自己找了一家相馆，租用了一下他们的暗室自己洗出来的。这些东西我在大一的时候就会了。那时学校有个摄影协会，很简单就把这些技术学会了。我把这些东西交给老师的时候，他仔细看了看，他是人大的研究生，也能够看懂英语。

“你怎么会去现场的？”我说我是县上派去的。老师不再多问。

“你说的全是真的？他们编假的新闻来瞒上级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老师脸色阴沉说：“实在可恶！”老师眉头紧锁，似乎是在想办法。

“老师如果你为难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好了。”我说，“我没有备份，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老师觉得为难烧了就是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”

“是很为难，但救人高于一切。”

我们又赶回灾区。没有多久，人员和物资突然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灾区，一些医护人员也进来了。救援工作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起来，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做的，但确实起了些作用。这对灾民是个好事情。事情过去好久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是新华内参上有报道，高层极为震怒了。有些人可能会被罢官。后来碰到那记者，她说现在他们电视台也能报道一些不足的东西了 。我一下轻松下来，后面的很多事情与我无关了，我尽情和我的藏民朋友享受我们的友谊。他们觉得是我最先带人和物资进来的，他们很感激我。我的身边常常围了不少藏民。我问他们活佛呢？他们说活佛死了，他住的寺庙完全不见了。这真让人伤感不已。我把善款交给了乡上的书记，书记把钱当场分给了五十户人家。书记说，下一步重建的时候，政府拿三分之一，县政府乡政府拿三分之一，自家还要出三分之一，现在大家很需要钱了。师傅也把身上的千把块拿了出来，这让我很感动。藏民竟然也跟我找来了几只刚出生不久的藏獒，我可以尽快返回了。我赶回了县城，我不会错过自己的婚期。